中国盐法两千年（四）

在采卤的盐井上，一般用耐腐的杉木捆绑，搭起高达数十米的“天车”，近代会用一些新式机械从深达数百米的盐井中取卤。天车曾经很常见，但现在已剩不多，据说只有十多部。天车比较高，也适合从天车开始搭竹笕，开始传输卤水。竹子不能转弯，所以在不得不转弯的地方，一般设置大缸，大缸接住卤水，缸上穿洞再导出一根新竹笕，从而实现竹笕的转弯。水往低处留，在高低有落差的地方，还是只能用牲畜或者人力，把卤水挑至高处，重新搭建竹笕来传输卤水。绵延数十里的竹笕非常壮观，所以民国年间自贡地区有“十大笕”、“八大笕”之类的说法， 用以形容大户。同时，竹笕虽然耐腐，但每日高浓度的卤水冲刷，仍有损害，一般每年都要更换一次。四川清代每年都需要数以十万计的楠竹、斑竹来重新搭建竹笕系统。而且，竹笕往往盘旋在崇山峻岭中，十分危险，也非个人能力所及，往往需要雇佣不少工人。数以，搭建竹笕系统也是制盐过程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到了晚清，凿井，竹笕，煮盐，运输贩卖这几个环节都已高度分工，并且引出不同的合作方式，可参看曾小萍《自贡商人》。

最后一个重要环节是煮盐。这个环节看似不难，但仍有几个问题。第一，卤水的获得。第二，燃料的获得。第三，煮盐的效率。如果烧煤，或者柴草，那问题还不大。但在清代，很多农户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即天然气。而且天然气往往与盐井伴生，有盐的地方极容易有天然气。发现天然气的农户就很焦虑，因为天然气无法储存和运输，如果不把气井填没，那必须烧掉，就是必须寻找卤水来烧。但卤水垄断在开采盐井的盐商手里，就形成了卖方垄断高价。最后，也只有那些有很多灶，就是有很多天然气的农户才能与盐井主人合作，搭建竹笕，每日不断地烧卤。如此一来，采盐、运输、烧卤都被专业化，产量极大提高，一下子使得制盐成为四川非常重要的经济手段，在全国盐业市场上也有了一席之地。

自贡富顺的豆瓣酱非常出名，自然和它产盐有关。同时，富顺也出豆花。因为人们早已掌握一种窍门，在制卤时，先用少量豆浆加入比较粗的卤中，卤水中的镁离子、钙离子会和豆浆发生反应，变成豆花。同时，就减少了卤水中的其他镁、钙，剩下比较纯净的卤水，氯化钠含量较高。所以，豆花也顺带成为富顺的另一种特产了。

从汉代直到唐初，盐业虽然在大多数时间都是国营垄断，但经济意义并不突出，更多时候是与军事管理、屯田等强制性制度结合在一起，而没有把它作为重要的税收来源。在隋代至唐开元年间，曾经一度放松盐业管理，甚至放弃食盐垄断所谓“与民共之”。很大原因是，当时经济重心偏北方，漕运也不畅通，而产盐地主要在东部和江南地区，国家也没有牢固控制产盐地的能力。但开元天宝之后，国家产生财政危机，同时感受到盐业作为税收来源的便利性。于是随后就产生了第五琦改革和刘晏改革这两次重大改革。

第五琦改革，应该把盐法改革和货币改革放在一起看。第五琦认识到，盐税是个拥有很好基础的税，应该统一管理甚至统一定价，大幅度提高食盐定价和相应税率，从而有效解决财政不足的问题。同时，第五琦还主张增加铜钱中的铜含量，没想到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结果就是盐的价格从一石10多文涨到100文出头，涨了十倍。这是一场货币危机。

刘晏和第五琦是同代人，接替第五琦的改革。相比之下，刘晏的改革成功得多，后来的名声也好得多。刘晏也认为要从盐业入手，但他主张在收盐的环节垄断，而放开运盐和售卖环节。这样一来，盐价上涨平息，盐在各地的供给也得到保障，税收收入增加，效果显著。有人认为，刘晏改革开启一个新时代，即商人部分介入盐业销售，出现了盐商，以后数百年都是如此。晚唐至五代，盐法从经济角度看是成功的，从政治角度看，似乎过于严厉。所以盐业引发很多叛乱，著名的黄巢起义就是如此，打击十分沉重。

宋代盐法非常非常复杂。当然都是国家垄断为主、部分环节放开私营，但在东部地区（海盐）、中西部地区（山西盐池）、西南地区（四川井盐）都有不同，而且制度一直在变，还需要考虑当时的国际背景。可参看梁庚尧《南宋盐榷》，似乎无法简单概括。但盐法在宋代经济中是极为重要的，从税收数据看，北宋财政收入中大约有一半是盐税，时高时低但不会少于四成。后来在明代，盐税在财政收入中也总是占到一半的比例，可见重要。

在短暂的元代，似乎缺乏管理经验，既想着继续垄断盐业，又没有很好地舒缓或者杜绝私盐的泛滥。私盐贩子张士诚“十八扁担”起义，盘踞苏州，就是最好一例。

而到了明代，吸取教训，盐法也变得清晰起来。明代早期最重要的盐法是“开中法”，到了万历中期以后，则变成了“纲盐法”。开中法是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鼓励商户（尤其晋商）去九边地区运送军粮，送完军粮就能获得盐引，从而获得专卖食盐的权利，转手就能获利。明代初年用这种办法节省了大量边境上的军粮。但这种制度在明中期已渐渐松弛。到万历年间，开始推行“纲盐法”，即将传统的盐商写入“纲”，只有纲中有名字的商户才能经营食盐，外人不能补入。这就导致盐商的资格只能世袭，几代下来，就有可能变成富户。

纲盐法的效果，一直到清代康乾年间才真正体现出来。扬州盐商经过几代积累，变得极为富裕，穷奢极欲，令天下震惊。当然也促进了京剧、园林、绘画等艺术领域的发展，但总体就是盐商垄断了盐业贸易，并且与国家政权紧密勾结在一起。政府平时也习惯性地问盐商敲诈勒索，遭遇灾荒或者需要用钱时，也直接问盐商支取，与对广东十三行的态度类似。

这种纲盐制的寡头垄断经营模式，一直到晚清，才又遭受冲击。最有力打击盐商、要求废除纲盐制的官僚，是两江总督陶澍（林则徐的老师）。他主张变纲盐制为票盐制，就是放开盐业在运输、售卖中的垄断，允许任何人购买盐引从而进行运输销售。陶澍的盐业改革方案得到道光皇帝的支持，扬州盐商很快没落下去。今日南京总统府内仍保留一座“陶林二公祠”，是左宗棠为纪念陶、林二公所建。

而在太平天国期间，扬州城是太平军和清军江北大营反复拉锯的地区，三次被太平军攻破，导致扬州盐业彻底衰落。而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在重新控制这个地区后，倒想着重新恢复盐业，利用盐商，因此他主张重新恢复纲盐制，保价轮售，确保盐商利益，用这个办法重新培养一批盐商。李鸿章继任之后，又稍微改变一点曾国藩的决策，对盐商稍加限制，但仍然没有恢复到票盐法。不过曾国藩和李鸿章这些努力已经无法改变总体局势的变化，由盐商垄断经营的局面很快就彻底结束，收回国有。晚清两淮盐法改革，陈锋与倪玉平等多有专文论述。

从晚清到民国到新中国，国家保持垄断盐业经营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直到近年，盐税在财政收入中已微不足道。2014年，国家宣布放弃食盐专卖，意味着从管仲到今天延续2000多年的食盐专卖制度彻底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