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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王朝与淮盐
发布时间：2018-11-29|发布者: 大连盐化集团|栏目：盐化史话
《说文解字》称：“古者夙沙氏初鬻海盐。”（《说文解字》第12篇上“盐”）当是人工盐在中国的创始，然也只是为口食之味。春秋管仲相齐，力主发展盐业，则在趋口味之需上更深了一层，乃为以强国是及巩固政权。而最早如是的当为传说中的炎黄兄弟交战和黄帝大战蚩尤。纵观历史发展现象可以看出，历朝历代当权者都注目于盐，利用于盐，一定程度上其成败也归于盐。既可如此结论，那淮盐之于明清两大王朝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本人掘文以为初浅探究，还望祈得专家学者指教勘误。
一、淮盐之始及元亡于淮盐
战国时魏国人士托名大禹的著作《尚书?禹贡》载：夏禹时代，“海岱惟青州……，海滨广斥……，厥贡盐希。”史学家认为近四千年前的青州海盐，业已包含有淮盐的身影。而汉吴王刘濞建都于广陵（江都扬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至“无赋于民”而“国用富饶”（《史记》卷106《吴王濞传》注引如淳语），此为淮盐见之于史籍之始。如果说《尚书?禹贡》提及的海盐（含淮盐）只是将之作为贡品，吴王刘濞役民煮海制盐则是为了吴国强盛，助其滋生反主当皇野心，而为七国之乱首领。汉景帝刘启因很惶恐，竟杀力倡削弱诸侯的御史大夫晃错。后七国之乱终被平叛，濞被东越人所杀，余六国之王皆畏罪自杀，七国亦被废除。这个历史史实是淮盐之丰厚利益被用之于王国势力争夺皇权，与管仲用盐强齐维持齐国帝王政权道不同而欲求则是一致。
据《中国盐业史》载，明朝之前朝——元朝，井盐衰退凋敝，然海盐等场大有发展，制盐技术亦显著进步，全国有盐场一百六十余所，灶户、捞盐户五万余户。天历年间，全国盐产量远超宋代，《元史?食货志》言之：“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国家财赋，盐利为盛。”“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而两淮盐独当天下一半。”专家有说，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淮盐课收约占元朝货币收入的60%左右；天历二年（1329），淮盐利税占朝廷财政收入中钱钞部分的80%左右。
说元亡之于淮盐，似颇有夸张之嫌，但也不无史由，并非虚构，而是有很强硬的历史史实为依据的。有两个意思，一是元世祖起，所创治法是专以防制于汉人为务的，而其经济政策则是厚敛人民，在全国盐及淮盐的工本价上，百般克扣盐户，工本最高时不过盐价的五分之一，最低时仅为七分之一稍强。而据元代郑介夫说：“且以一引盐论之，岁给工本及柴草等物，又有盐司官吏月支俸般运之费，……而官司月过本钱将及一半矣”（《历代名臣奏议》卷67），可见元朝政府对盐户的剥削是何等之重。它的对汉人压制的治法及对盐户（及淮盐盐户）的严酷压榨，终使它失去了统治国家应有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二是因了元朝的治法及严酷压榨人民的经济政策，到顺帝时，各支反抗力量渐起，力量较强者有：浙江的方国珍、徐州的李二、湖北的徐寿辉、安徽的郭子兴、江苏的张士诚。张士诚（1321——1367）大丰白驹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盐民起义领袖。他祖辈以烧盐为业，十四岁辞学贩卖私盐，元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与十八位盐户兄弟歃血为盟，起兵反元。据《中国盐业史》载：顺帝至正十四年至十六年（1354——1356），张士诚义军占据两淮、两浙盐区，元政府失去了这两个盐产量最高地区的任何收入，促进了元王朝的衰败，十四年后元朝灭亡。元朝亡与唐朝亡有极大的相似之处，盖是由盐贩子发起的起义葬送的。
人不可一日无盐。政善则盐旺，盐旺则国强民富民安，则可御外侵可制内乱，则政权稳固、江山如泰、社稷如春。元时淮盐经济地位已经凸显，故也成为了一支经济力量。张士诚义军占据了最有经济力量的淮盐大地，就是扼住了元王朝的经济咽喉，元帝国没有不亡的道理。
二、明清王朝时的淮盐产量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吴王朱元璋克张士诚义军据地泰州、淮安盐区，遂仿元制设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辖泰州、淮安、通州三个分司30场盐课司，实施对淮盐的生产、行销的管制，攫取其巨额利益。明王朝对盐业的统制，由此始。洪武元年（1368）朝廷规定两淮30场年办盐课定额为352576引，每引重400斤。
明时，两淮仍为著名盐区。据乾隆《两淮盐法志》卷14所引弘治《运司志》、嘉靖《两淮盐法志》资料统计，以明初和嘉靖年间相比，两淮亭灶总数由12693面增至21368面；卤池总数由5815口增至17137口；盘铁总数由1681．5角增至1926．25角；锅撇总数由32口增至3118口（此项比明初增长195倍）。亭灶、卤池、盘铁、锅撇均为其时淮盐生产基础和生产工具，按弘治《运司志》记载：“盘铁一角，昼夜一伏火，……，得盐二千四百斤”，及专家推算，明中期两淮实际年产盐能力6亿斤左右，明后期约在10亿斤左右。据《明史·食货志》、嘉靖《两淮盐法志》、《古今鹾略》、《淮鹾备要》载，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两淮每年产正额盐705180引、余盐300万引，合7．41亿斤。其时产盐人曰“灶丁”。虽缺少与上述产盐基础及工具相对应的灶丁总数资料，但从《明太祖实录》、《明宣宗实录》、雍正《两淮盐法志》可查得，两淮灶丁在太祖洪武二十三年（1391）时有44074丁，宣宗宣德年间有35259丁，神宗万历年间则达69057丁。明初有两个途径来增加淮盐灶丁人数，一是洪武十四年（1381）刑部规定：“凡徒罪煎盐者福建、广西之人发两淮，……。”二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征发苏、常等府居民屯垦，充实淮扬盐场灶户。也有史家说朱元璋为报复张士诚守苏州城时致明军伤亡惨重，而把苏州城居民全都赶到苏北沿海当灶户，经受煎盐之苦。嘉靖六年（1527）两淮巡盐御史雷应龙说：“灶丁办盐，以丁力为主，以卤池为本，以草荡为资，以盘铁为器，数者一有未备，则盐业有妨。”灶丁人数及产盐基础和生产工具的增加，也可证明，明时淮盐是在不断发展的。
明亡清起，因战事连连，灶丁严重逃亡于战争，淮盐生产遭受极大破坏。但两淮其时仍是全国最大盐区。顺治九年（1652），户部尚书噶达洪说两淮“灶突烟寒”（《为遵奉恩诏以广皇仁事》顺治十三年（1656）。大学士、户部尚书车克说“灶户逃亡，荡场荒芜”（车克题：《为修明盐法，仰佐国计之一得事》）。顺治十六年（1659），两淮巡盐御史高尔位因徐渎、临洪等场“灶丁逃亡已尽”， 又淮盐生产设备被毁严重，而请求蠲免灶课（嘉靖《两淮盐法志》卷41《优恤二》。据康熙时《两淮事迹文册》、乾隆《两淮盐法志》卷18、嘉靖《两淮盐法志》卷30载：淮北4场遭破坏的卤池在五千口以上，盐池在五千面以上，淮南26场遭破坏的亭场五千五百余面、卤池六千余口、盘铁一千余角、锅撇四千四百余口、灶房一万二千余间。淮盐运商死散众多。如微商鲍辉祖、洪其韬、郑无勋、郭士璋等，或亡，或逃。
由于盐及淮盐关乎民食及盐课，特别是关乎清帝国的“军国要需”，清王朝对盐业采取了一些恢复性的措施。如“焙灶”，招徕和抚恤灶丁。据《中国盐业史》载：仅康熙二十四年（1685）对两淮运司的清查，在通州、泰州、淮安三分司所辖区30场所内，就新增灶丁2600名。在产盐设备和生产工具修复上，也有数字统计。如其时修复的亭场5528面、灶房12444间、卤池6102口、盘铁119．8角、锅撇4452口。同时期淮南还疏浚运盐河路618处，修筑御潮堤缺693处。
乾隆二十四年（1760），两淮三分司之一的淮安分司由淮安移至海州（今连云港市海州），四年后（1764）改称海州分司，辖板浦、临兴、中正三场。淮北明时就采取晒盐法，至清时进一步推广，晒制技术也趋提高。如乾、嘉年间浙盐兴起的板晒法，到光绪末也在淮南吕四场实行。淮盐的蓄卤井在同治年间改土井为砖砌。其时《整顿盐色章程》规定：“将土井改砌砖井，深约五六尺，俾可澄卤”。光绪年间又在“摊灰淋卤”工序上，实行“重淋法”，尤为改善盐色。制盐技术的提高，必定带来增量、提质的效果。尽管缺少清时淮盐产量的完整统计资料，但因清朝的食盐生产是一种严格的计划性生产，可由此推断出清时一些朝代的淮盐产量。清代全国十一个盐区中，淮盐最大。顺治元年（1644）其税入占全国总盐税62%；康、雍、乾时，“淮盐岁课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征银六十万两，可谓比他地独多矣！（《广志绎》）”嘉庆《两淮盐法志》称：“------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据《中国盐业史》载，乾、嘉、道三朝，淮盐最高产量有七、八亿斤，约达全国盐产量三分之一。
上述统计出的明清时的淮盐产量，只是向朝廷纳税之盐，而不纳税的盐量几与税盐相当。
三、明清王朝倚淮盐而养肥
大凡古代盐之税赋，不外乎宫廷享用、官吏俸禄、赏勋赐爵、军需戍边等，也有少量用于赈灾。明清两朝虽没有象南宋那样先后任命岳飞、韩世忠、刘奇、李庭芝为使来保护淮盐，但也是极端重视淮盐的，这只是因为淮盐税赋之于帝国政权之极端重要性，并且基本具备之于帝国政权作用的无可替代性。明代盐业以两淮为中心，两淮也即明朝廷盐课收入的首要地区。王仁湘、张征雁著《盐与文明》称：“淮盐自古就是进贡上品。”又因其量大，各个朝代论及税赋都聚目于之。
明代食盐专卖包括开中法、计口授盐法、商专卖法三种形式。盐品实行官收制，即官收正额课盐于仓，始于洪武十二年（1379），亦始于两淮（《明太祖实录》卷123“洪武十二年二月戊宣”条），其时两淮十三场煎盐入仓。两淮盐场发展到二十九场。《古今鹾略》载：“洪武法制之成，岁赋之目有五，曰食盐之赋。国家盐课大小引目二百二十余万斛，------长芦、山东价廉，课充惟淮盐居天下之半，------。”
明初开中引盐，在太祖意是为戍边卫国，在操作中是由客商将盐贩到指定的府县，或官配于民，或商销于民。此指定府县即形成为行盐疆界。据明初《诸司职掌》编制的行盐疆界表，两淮行盐地为33府5州，两浙仅为17府1州、山东仅为8府3州、四川仅为9府1州、长芦仅为14府2州。可见淮盐销售之广，足见其量巨。而将明王朝都城应天府和其发祥地凤阳府划为淮盐行销之地，亦可见淮盐品质之佳。因全国盐课不足，开中盐商宁愿多纳米麦以支淮盐。如宣德三年（1428）行在户部奏：“------商人有告，已运米麦至甘肃。初例：淮浙盐每引一斗五升。今愿纳米三半，------（《明宣宗实录》卷42“宣德三年闰四月癸已”条）”。又正统十三年（1448）陕西右副都御史陈镒奏疏中“------缘淮盐价重，浙盐价轻也。------淮盐给十之七，浙盐给十之三。”（《明英宗实录》卷42“正统三年五月乙未”条）当是为朝廷创造的盐利淮盐大于浙盐。开中法之外，淮盐被受灾府县借支发卖赈济。弘治十六年（1503）十月，巡抚夙阳都御史张缙奏称：“夙阳、泗州等府军民缺食，仓廪空虚，乞借支------仓米五十万石，两淮运司盐三十万引。”（《明孝宗实录》卷204“弘治十六年十月壬子”条）淮盐被开中用于皇家北京宫室建设亦有例。如永乐十年（1412）两淮都转运盐使司鲍浑等言：“近年朝廷以营造召商中纳北京盐粮，乞仍令各处罢中，往岁所中盐者，亦令停支。”“淮扬二府人民每岁食盐五万余引，亦宜暂停，候北京罢中，然后给支。”《中国盐业史》载，据不完全统计，在成化、弘治、正德、万历年间，王府等势要奏请开中盐引屡见不鲜，高达14．8万引。王府如此，太监假“织造之名”紧随其后，还在孝宗弘治时，命两淮运司“岁与织造内臣五千引”，并以为定制。
在明计口授盐法中，也以淮盐为领。嘉靖六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戴金说：“今两淮运司食盐地方，当天下四分之一。”（《皇明条法事类纂》下卷）明南北二京时，南京49卫所食盐，均在淮安、仪征关支。洪武至万历二百五十年间，淮盐一直居于全国盐课之首。万历户部尚书李汝华《户部题行盐法十议疏》中有详细数字，即：“两淮岁解六十八万两有奇，长芦十八万，山东八万，两浙十五万，福建二万，广东二万，云南三万八千有奇。除河南------虽不解太仓，并其银数，实其盐课二百四十余万两。”（《明经世文编》卷474）另据李之奏疏，知时“岁计所入止四百万。”证明了明朝盐课银收入几占国家财政货币收入的60%，而淮盐占了盐课总额四分之一强。由于明时实行开中法，可以物易盐引，可能盐及淮盐对国家的贡献远不止这个数字。
《中国盐业史》载：《清史稿·食货志·盐法》开篇云：“清之盐法，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但清王朝在掠取盐利、掠取淮盐盐利上，比之于明王朝又多了一些盐课外的途径，即所谓的报效捐输。清初为尽快获取巨额盐利，采取“招商”、“惠商”之法，即明末盐商积累盐引仍归其盐商，废除明末各项加征之税赋，盐课按实际销量确定。至顺治元年（1644），两淮盐区遂有“散者集，逃者复，贪者称贷，农贾徙业而至”之景象。此法仅维持三年，在顺治四年（1647）便又按引额强行派销。顺治六年（1649）两淮巡盐御史王士骥言：“虽户口燹残，行盐遽难复旧，然臣自当竭力续催，期登岁销原额也。”是为此写实。
清代仍沿袭明代之划界销盐。清时两淮销盐区最广，区划为：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是时因划界销盐引发了好多争端，争端最多的是两淮盐区与其邻区，而淮盐税重课多，其销区一旦受冲击，势必影响清政府之盐课收入。故面对此类争端，乾隆帝虑之“淮盐门户，若一改易，------于淮课甚有关碍，所以从前屡奏未经准行。”（乾隆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尹会一题：《为遵旨密议具奏事》）竭力维护淮盐的行销区不被缩小，充分表明两淮盐区自清初至乾隆期一直独重于它区。其时，淮盐正课加杂项银两达四百余万两，已数倍于国初原额。“至嘉庆二十年后，而淮纲每年正杂内外支款，竟需八百万之多。”（陶澎《覆奏办理两淮鹾务一时尚未得有把握折子》）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两江总督张之洞言：“查淮盐厘课，每年六百数十万两。”（《清盐法志》卷146《两淮?职官门》）
清政府除获取盐课巨额收益外，还从盐商的报效捐输中得到不计其数的“外快”。盐商报效朝廷主要有军需、水利、皇宫建设、赈灾、杂项五种。据林建宇主编《中国盐业经济》载：康熙十年（1671）六月，因淮扬水灾，淮商报效白银22670两。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因扬州旱灾，淮商报效白银33000两；康熙末年，淮商又捐瓜州水利工程白银24万两；乾隆时期两淮盐商报效了33次，雍正时期报效了10次。据《中国盐业史》统计，清代盐商报效白银总额达8130万两之巨，其中以两淮盐商报效最多，达5400万两，占66．7%，从一个侧面应证了淮盐地位最为重要，应证了淮商资本最为雄厚。
四、明清王朝赖淮盐以支撑
纵观中国历史，历朝历代举凡帝国政权不稳及至丧失，不外乎外敌入侵、内乱不息、自腐不治三类，有时是其二者甚或三者兼而有之或同时发难。明清政府也有史可证地为淮盐做了一些事，包括对淮盐灶丁一定的抚恤。但这只是为了更多地盘剥淮盐，来为巩固皇权服务。这种服务较多地体现在直接、间接地利用淮盐援助边防上，也有的是用于平息内乱上。
史学家说：盐税起于夏朝，以贡扬名，延于商周。齐桓公任用管仲行盐专卖制，“国用而足”，乃含较重的以供边需而有实之意。淮盐兴起后，其利一直成为历朝戍边军需最大的供给者。明清两朝无有例外。
明朝已立，北元必防。北方边塞上必部署重兵，以保社稷江山。所谓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军队驻边，粮草供给成为明王朝头等大事。太祖朱元璋令以盐或盐引换粮草，曰“开中法”。朱元璋说：“朕初以边戍馈饷劳民，命商人纳粟，以浙淮盐偿之，盖欲足军食，而省民力也。”（《明太祖实录》卷117“洪武十一年春正月丙戍”条）史学家研究得出结论：整个有明一代，凡近三百年，修筑长城18次，所修九边长城长度达12810里，初期屯兵50万，中后期屯兵达80万人，其军需皆由盐出。天下卫所的军士口食有相当部分来源于税粮，而其税粮的传输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依靠召商运粮予盐的制度，而承运税粮的人主要是所谓的“开中商人。”
开中法不同的支盐方式，也折射出淮盐的重要地位。据《中国盐业史》称：“按明人的排序，是两淮、两浙、长芦、山东、福建、广东、海北、辽东军盐。”由于开中商人大都愿意选择利润较大的淮盐，故“------以河东盐量加其数与支。”产生了“兑支”方式；（《明英宗实录》卷5“宣德十年五月癸已”条）还规定开中商人不允许单报淮盐，淮浙盐必须同时兼中，产生了“兼支”方式。开中时淮盐重于浙盐，如纳1石米可中淮盐，而纳8斗米即可中浙盐。实行开中51年后，即宣德五年（1430）行在户部奏称：“------马丁儿等应支两淮盐五万二千三百引。”（《明宣宗实录》差65“宣德五年夏四月丁酉”条）此因为明朝统一战争的进展，朝廷无力负担边卫的粮饷转运，以加大盐利引商力度。又为解决引多盐少、无盐可支的矛盾，经奏请获准守支商人向灶户收买完成政府规定任务后剩下的余盐，这种“余盐”补充“正引”亦从淮盐始。到景泰元年（1450）定“灶丁余盐（1引）给米，淮盐8斗，浙盐6斗，长芦盐4斗。”即1引淮盐得米是长芦盐的两倍。开中不仅纳粮，还可纳军马、军马草、茶、铁等。盐1引的纳草额，以两淮为最高达35束，纳草中盐得自“北虏犯边，各城乏草。”（《明宪宗实录》卷42“成化三上五月六未”条）淮盐之利不仅被明朝廷以所谓的“开中法”来攫取以防外敌犯边，在国内局部，也被用来维护明朝国家安危。如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为防倭寇入侵，两淮30场选取盐丁3000人为灶勇，以盐利为养，随军营调用；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犯淮南，夙阳巡抚郑晓奏发盐课银2．8万两筑如皋城以御敌，两淮巡盐御史莫汝思动用运司余盐银4．641万两相助；嘉靖三十六年（1557），倭寇犯当时的淮地通州，两淮巡盐御史崔栋、张九功亦发运司盐课银4300两筑吕四城墙，以为与敌作战。
清从公元1616——1911年共立国296年。据吕思勉先生著《中国通史》，清太祖努尔哈赤，本是受封于明朝的，于1616年叛明。1626年清太祖战死，子皇太极立，是为太宗，克朝鲜，攻锦州。先是明蓟辽总督洪承畴1640年兵败降清，后有山海关守将吴三桂1644年先欲降李自成，再又为其爱妾陈沅被掠而降清。其时清由睿亲王多尔衮摄政，移都北京。1645年，清陷南京，明将史可法在淮盐要地扬州殉国。1647年清兵入福建；1662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永历皇帝朱由榔被杀，明亡，清于1681年统一中国大陆。其时，乃清圣祖康熙年间。1722年世宗雍正登基，破青海喇嘛反叛。1757年高宗乾隆时，荡平准噶尔部噶尔丹在西藏部落内乱。1759年清灭回教教主后裔大小和卓木。1767——1769年，高宗发兵征缅甸；1787年，台湾林爽文之变。1788年高宗出兵越南。1793年北方的白莲教反清。1855年，云南的回乱潮起波连18年。1862年西北又有回乱。1882年，清文宗咸丰年间，出兵入越抗法。1894年中日战争达于极点，中败，于1895年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并赔款银二万万两。1900年之义和团起义，清王室遂容八国联军来华参剿，后于1901年与外国公使团订立《辛丑条约》，向八国联军赔偿4亿5千万两白银，以海关关税和盐税作抵押。而据吴铮强编著的《国史通识讲义》载：按《辛丑条约》清政府共向列强赔款本息达9．8亿两白银。
有清王朝整整一朝，外侵内乱连绵不断。庞大的朝廷军队及战事不断，消耗了国力。此间，淮盐税赋及淮盐商贾报效捐输，对支撑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顺治中期以后，为多征盐课以缓解巨额军费带来的财政之难，在本就偏高的引额基础上又连连加引，而最早加引的又是两淮盐区。同时在两淮加征场课和杂项。《中国盐业经济》所载两淮盐区三蕃之乱前后的盐课表，列出顺治十年（1654）实征银1197090两，到康熙十八年（1680）增加到2193525两，短短二十六年中，增收了近百万两，增加率达83%强。除加引额，还提引价。自康熙年起，淮盐逐步加价，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淮南盐每引的场价已达1．6两。（乾隆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李侍尧呈：《准商办运楚盐成本清单》）乾隆五十三年（1788）更高达2．7两。至道光十三年（1834）奇高至5两多。清末淮南四岸加价为正课的13——16倍。在咸丰年间，又行盐厘征收。《清史稿·食货志·盐法》：“道光以前，惟有盐课。及咸丰军兴，复创盐厘。”（《清盐法志》卷3《通例·征榷门》） 最早征收盐厘的也是两淮盐区，盐厘为正课的7——10倍。（数字来源：《清盐法志》）从《中国盐业史》看出，清末淮南盐税率也居全国之最。
淮商对清朝廷的报效捐输，一直跃居全国盐商之首。在那数目巨万的报效捐输中，以军需为主。《盐与文明》载，乾、嘉年间，各地盐商报效捐输军需就达白银3000万两。其中两淮盐商为支持清政府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共捐白银550万两。该书还载有：乾隆时一位在扬州业淮盐而迹的歙商鲍濑芳，为安徽、江苏、浙江三省发了三年的军饷。另有史载，淮商江春在乾隆三十八年（1774）捐输于“佐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军需200万两。另一淮商洪箴远等人在乾、嘉时多次捐输于军需达白银1050万两。淮扬地业盐商贾对清朝廷之报效捐输累累，一方面是商人对朝廷的贿赂，一方面是朝廷对盐商的索榨。《盐与文明》就载有同治五年（1866），两江总督李鸿章为筹集军费，以准其业盐作为世业为条件，责令盐商捐款。
清王朝赖盐业而支撑，赖淮盐而支撑。就连它在即将崩溃前所订立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向外国列强的亿万赔款，也是由海关关税和盐税作抵押。而清时，淮盐产量及税赋都居全国之首，淮商对朝廷的报效捐输也最多，所以，那亿万赔款中必也是淮盐要负担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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