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两淮盐商的“书香气”

在世人的心目中，“书香气”和“铜臭味”是不同文化人格的形象写照。“书香气”是知书达理、品行洁雅之辈的标签，而“铜臭味”则是为富不仁、俗陋无知之流的符号。“书香气”与“铜臭味”，可以说是雅俗迥异、清浊分明。

作为商人族群中的一支，两淮盐商到清朝乾嘉时代声势煊赫达到了巔峰，但是人们总觉得在他们的胸前别上“书香气”的名片好像有点牵强突兀，套上“铜臭味”的冠冕反而更能契合传统思维。

因为自古以来我国就有“贱商”的文化传统,早在战国末期韩非子就把工商之民视作社会蛀虫，并列为“五蠹”之一。一套汗牛充栋的《二十四史》从未为商人单独树碑列传，只在《货殖列传》、《食货志》中留下关于用盐盐起猗顿、推行盐铁官营桑弘羊等人的片言碎语。

不仅如此，披阅古代文献，不时看到关于两淮盐商趋炎附势、骄奢淫逸的记述。“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盐商狗苟蝇营的作态在唐代白居易的《盐商妇》中毫毛毕现。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名士季苇萧尖刻地挖苦扬州盐商为“六精”：债精、牛精、屁精、谎精、妖精及方巾中的水晶（精）。清雍正帝“上谕”中也说到：“衣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伎乐，恒舞酣歌，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钱珠贝，视为泥沙。……各处盐商皆然，而淮扬尤甚。”

于是，每每提到两淮盐商，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扬州园林的飞檐鎏金、淮扬菜系的饮馔精凿、瓦肆勾栏的莺喉脆板，似乎盐商行箧内的“孔方兄”仍在叮噹作响，眉宇间的“铜臭味”依然不绝如缕。

不过，如果大而化之地用“铜臭味”定性两淮盐商恐怕有失公允，甚至是一种曲解。试想，假如两淮盐商个个都是脑满肠肥、声色犬马的暴发户或寄生虫，怎么能够在二千多年的淮盐历史上纵横捭阖，执商界牛耳？又怎么能够到了清代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与王者埒富”？

实际上，不论是“行商”还是“坐贾”，也不管是“贩夫”还是“走卒”，两淮盐商中既有挥金如土、庸俗猥琐之流，更有贾而好儒、风雅倜傥之辈。特别是那些“儒商”，且不谈他们如何诗酒流连，结吟酬唱，就从其对刻书藏书一往情深，对钟鼎碑碣一掷千金也可溴到那余香袅袅的“书香气”。

二

在古代，刻印书籍是一项劳力费财的事，不像如今的电子图书不但可以即时传递，而且成本极其低廉。以清初文人徐增所编刻的《元气集》为例，这本总共只有40页，单薄得如同当今一本软抄笔记本的小册子居然花费纹银16两。要知道当时16两银子可买大米1144斤，按时下价格计算相当于人民币2288元。无怪乎康熙皇帝说：“刻一部书，非千金不得”。

然而，两淮盐商们却对刻印书籍抱有超乎寻常的热情和执着，毫不吝惜地将白花花的纹银甩向诗局书坊，全然没有行盐时那种锱铢必较的忸怩作态。

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号称“扬州二马”，可说是孜孜于刻书方面的翘楚。马氏兄弟浸淫儒林文苑６０年，刻书达五六百卷。“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汇编了《巢林集》7卷，但囊中羞涩无力刊印，马曰琯毅然捐资为其刻印付梓。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所编纂的《经义考》篇幅浩大，马曰琯不惜千金为他刊行。此外，他还为戴震刊刻了《屈原赋注》和《水经注》，并花数千金为蒋衡手书的《十三经》进行装祯。

盐商黄氏四兄弟被时人俗称之为“四元宝”。“大元宝”黄晟先后雕刻了《太平广记》500卷和《通志二十略》等数十种名书。“二元宝”黄履暹曾延请当时的名医叶天士于家中共同考订药性，并刊刻了《圣济总录》、《叶氏指南》等医书多部。

更让人啧啧赞叹的是，两淮盐商们的刻书并不囿于典籍类书，也时常惦记着普通士人的读书需求。盐商吴勉学的“师古斋”曾刻印出版经史子集数百种之多，至今传世的就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毛诗》、《新乐府》等书三十余种。盐商汪竹铭氏族刻行了《二十一家集》、《汉魏六朝明家集》等等。马氏兄弟还刊刻了《说文》、《广韵》等辞书类的书籍。

除了沉缅于书籍的私刻，两淮盐商们对官刻也多有襄助。如康熙年间两淮巡盐御史曹寅主持刻印的《全唐诗》和《佩文韵府》、嘉庆年间两淮盐官阿克当阿主持刻印的鸿篇巨制《全唐文》，其所需经费皆从运库支出。仅《全唐文》就耗费银两高达６０万两之多，而当时全国一年财政收入也只在４０００万两左右。

或许是明悉盐官刻书可以得到盐商的大力支助，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大清帝国已呈日薄西山之势，仍由两淮巡盐御史在扬州设淮南书局刊刻了《诗经》、《毛诗注疏》、《两淮盐法志》等书。

清代刻书分为官刻、私刻和坊刻，除坊刻外，都不以赢利为目的，顶多是保本微利。这些由两淮盐官主持刊刻的书籍，字里行间浸透着两淮盐商所交的大把大把盐利。盐商们虽是为官府作嫁衣，但寸心之间流露出的则是对“崇儒尚学”的特殊情愫，对“舞文弄墨”的别样痴迷。

不难想象，那个时代麋集着众多两淮盐商的扬州出版业是何等兴旺红火，想必蓬门闾巷间会不时传来刻凿雕板的“笃笃”声，樯帆点点的运河上也会飘过书籍的缕缕墨香。不必怀疑，今日扬州广陵书社是传统雕板刻印技艺的忠实传人。

三

两淮盐商们不仅热心于印书，对藏书也有异乎寻常的嗜好。他们的藏书虽不能与铁琴铜剑楼、海源阁、皕宋楼、八千卷楼等“四大藏书楼”比肩而立，但也可称为插架万轴，积案盈箱。

黄奭世代治鹾淮盐，家中藏书极富；盐商程梦星曾延请芜湖学者韦谦恒在其筱园中考校家藏古籍书画时达五年；乾隆皇帝还赐名盐商吴家龙的御书楼为“广汇阁”……， 可以说，两淮盐商收藏范围之广、数量之多不一而足。

当然，最著名的还属“藏书甲大江南北”的盐商马氏兄弟。马氏小玲珑山馆中有一丛书楼，藏书共有十万余卷，书脑皆延请名手用宋体抄写。丛书楼两角各置一桌，兄弟俩据案披书、依橱考校常至子夜。马曰琯曾赋诗曰：“下规百弓地，上蓄千载文；他年亲散佚，惆怅岂无人？”字里行间对以后书籍可能散佚的忧虑之情溢于言表。

还有获嘉庆皇帝赐建“乐善好施”牌坊的盐商鲍漱芳，他特别醉心于法贴、绘画、墨砚的搜罗，其精选唐宋之后书法墨迹珍品编纂成的《安素轩法贴》传布很广，影响颇大，至今为书家津津乐道，视为圭臬。

古人私家藏书往往秘而不宣，明代天一阁的主人范钦父子就立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训。但与传统藏书家不同，两淮盐商在藏书方面并无传及子孙的自恋和矜持，反倒充溢了泽被儒林的豁达和大气。

黄宗羲是民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他曾从盐商郑侠如的“丛桂堂”中借抄了许多罕见图书；扬州学派重要人物阮元的《积古斋钟鼎款识》560件拓本大部分来自盐商的收藏；诗人厉鹗利用马家小玲珑山馆的藏书才著有《辽史拾遗》、《宋诗纪事》等书籍。1773年，朝廷为编修《四库全书》向天下征书，小玲珑山馆进献776种。乾隆皇帝奖励献书量最多的前四人，马氏后人马裕得到了《古今图书集成》一部。

可以这样说，是两淮盐商的“贮藏典籍，嘉惠士林”浸淫得淮扬大地文风斐然，才赢得清廷把仅有的七部《四库全书》之一存于扬州的文汇阁，才放大了返朴归真的“乾嘉学派”和奇拙灵动的“扬州八怪”。

四

“在商言商”本属常理，“在商言文”则有悖常态。而在清代“文字狱”阴风飒飒的康乾之际，象两淮盐商这种集群式的“崇儒尚文”则更是商界奇葩，其原始动机、持续动力等心路历程颇值得揣摩和玩味。

两淮盐商本质属性首先是商人。“商人”源于3000多年前周朝人对以买卖为生商朝遗民的贱称，浸透着屈辱、凄苦和悲怆。从那时起，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从不以正眼瞧视商人，尽管到了明清时期他们以“抱团取暖”的商帮方式粉墨登场，但社会角色依然十分尴尬。

因此，两淮盐商在贱买贵卖中赚得钵满盆溢的同时，必然滋生出改变自身卑贱社会地位的冲动，期冀有一天通过向儒家主流文化的靠拢，消除社会大众对自己“铜臭味”的固有认知。

于是，两淮盐商们把焦灼的目光投向刻坊，投向书肆，投向金匮石室（藏书室），不遗余力地“报效”官刻，进献珍本书籍，以博取官方认可；极尽所能地校勘文化典籍，延揽名士，以赢得世人口碑。

不过，两淮盐商们“贾而好儒、雅而好客”并非叶公好龙，沽名钓誉，更不是单纯为了书中的“黄金屋”、“千钟粟”和“颜如玉”。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始终把崇儒尚学作为心理图腾，把刻书藏书当作精神慰藉。

位居“两淮八大总商”之首的江春，曾获得“正一品光禄大夫”头衔，但他“工制艺，精于诗”，始终保持着“崇儒尚文”的文化秉性。虽然他的“随月读书楼”现已无迹可寻，但从《黄海游录》、《水南花墅吟稿》中仍可略窥其“贾服儒行”的风采。

更值得一提的是曾官至翰林院编修的盐商程晋芳。别人做官是越做越富，他却越做越穷。由于尽其家资购书五万卷，延揽文人，最终穷困潦倒得委身于陕西朋友家聊以度日，客死他乡的墓地与丧葬费均由故旧支助，甚至妻妾还得由文友袁枚来养活。

饱饥不改志，温寒不易节。没想到两淮盐商们对刻书藏书的居然是如此执着、如此痴迷、如此忘我，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藏书益已，刻书泽人（清藏书家张海鹏语）”的含义。如今，他们刻书的雕板早已漫漶零散，藏书的楼宇业已倾圯坍毁，但那青灯黄卷后的书香气息，那浸透纸背的文化自觉仍然值得今人追忆和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