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朝新政下的淮盐之花 ----浅议北宋时期的淮盐发展

从淮盐的视角，宋朝是一个特别的朝代。先是（960——1127年）北宋完整地统治两淮盐区，后是（1127年）宋廷败金南迁，只统治两淮之淮南盐区，淮北盐区陷金。107年后（1234年），蒙元灭金，淮北盐区又归元统治。45年后（1279年）南宋被元灭，淮北淮南盐区尽入元朝统治。本文只就北宋时期两淮盐业的发展，作一探讨，以之求教。

江山易得国威不显淮盐支撑

中国封建史上改朝换代最轻松坐上新朝皇帝宝座的，莫过于宋太祖赵匡胤了。他原本后周的一个掌管禁军的头领，传说是在显德七年（960）被几个好事者在他睡梦中，黄袍加其身，后周幼帝恭皇帝被迫逊位，拱手把自己头上的皇冠奉献给了他。宋太祖的这个梦是太甜美了，只是甜美得不够彻底，北宋疆域极其有限，东、南虽极海，北只以今海河、河北霸州、山西五台山南的长城重要关隘雁门关与辽交界，西北至甘肃东部邻西夏，西有吐蕃诸部，西南有大理国，总面积也就大约280万平方公里，比之于唐（据说最大时1200万平方公里）要小很多，比之于今之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只占29%。

宋太祖也有志于效汉唐建立大一统天下，在灭了南方几个小国后，于开宝九年（976）八月北伐，可叹大计未成身先死。太宗又于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北伐，败。雍熙三年（986）再北伐，再败。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临驾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县）前线指挥御辽南侵掠夺，也以议和达成“澶渊之盟”貌和实败为终，宋廷每年向辽方捐银10万两、绢20万匹。康定元年至庆历二年间（1040——1042），西夏侵宋不断，此时宋夏边界北宋禁军20万，乡兵和厢兵也有20万，但总是败局，也以每年银7万两、绢15万匹、茶3万斤为代价，求得暂时睦边。徽宗在与女真金国订立“海上盟约”后，于宣和四年（1122）攻辽，欲夺回被占领的燕云16州，以比捐辽还多百万贯钱的条件，仅换回燕京等6座空城，也是一个似胜却败的结果。钦宗甚至只在当皇帝第三年就于靖康二年（1127）四月，连同其父太上皇徽宗、后妃、皇子女、宗室贵戚3000多人，被金俘虏而去，历史地宣告北宋政权被金颠覆。

北宋逢战必败，并非国虚兵寡。北宋实行计亩纳税制，农民税赋比晚唐按丁口交纳租庸调要轻；“杂变之赋”的名目、数量固定，比五代十国时也轻。这些都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农具、农技发展，农作物品种外引内联，产量增加。手工业中的矿冶、制瓷、丝织、造纸、印刷、造船诸业进步。商业更比前代进步很大。首都开封与洛阳、扬州、成都集市十分繁华，也开始出现了纸币用于流通，政府两税收入大为看涨。经济发展了，人口也就持续增加。《太平寰环计》载，太平兴国五年（980）全国户数649915户，至元丰三年（1080）有人口3330万，大观四年（1110）有人口4673万（亦有超过1亿之说）。人口的不断增加，为宋廷保持和扩充军队员额提供了兵源。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只是剥夺将军和地方武将的军权，集中到中央，并非轻视军武。北宋沿用唐的雇佣兵制，又为防止农民起义，在全国各地都驻屯军队，这样就使北宋初的20万军队逐年扩军，到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达到125万人。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军队员额增多，还不能操以胜券，仍败于辽、西夏、金，可能还是“杯酒释兵权”及其后来一直不变其宗，只把军队驻防于各地以防民变所致。

征伐、卫国战争、扩军，加之官员数目朝朝递增，官俸和兵饷支出日见其长。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每月为36万贯，到徽宗宣和二年（1120）每月已是120万贯。朝廷对银两的需求，仅靠非盐产业是远远不能满足的。那么大的缺口是如何弥补的呢？答案是盐利。盐利中大者谁也？答案是淮盐。有专家研究说宋朝是流动的，人口流动性很大，超过以前任何朝代。但是，同样有专家研究得出结论，宋朝始对产盐灶民的控制也创造了后世一直仿效的体制，就是拘籍为灶，还不易更改，那是因为产盐与其他手工业相比，其对朝廷的贡献为最。为了确保盐利为政府永占大头，北宋制定法律以杜私盐，贩私盐罪之罚超过一般偷窃。古人对盐及淮盐之于北宋（直至南宋亦然）国家财收的认识早有定论。且看郭正忠《宋盐管窥》摘句：宋代“岁入之多，两税之外莫大于盐利。”“夫盐者，民之日用不可阙，大农、国计之所仰。”另有《宋史?汪纲传》说：“淮东（两淮盐区古称）煮盐之利，本居天下半。”北宋、南宋及其后世对于淮盐在北宋时期占据经济地位之首，屡有评析和赞叹，都明示出淮盐是北宋维持江山社稷的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

政纲重文社会进步盐策创新

北宋国策的基调是重文轻武。轻武导致其（960年2月4日——1127年3月20日）终167年中，征伐与卫国战事都是败局，故而有史学家评判说在汉至清诸朝代中，北宋是最弱的一朝，国防上几无建树。但重文却使北宋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比较繁荣稳定。有人评赞说北宋经济和文化上进步显著，大超汉唐。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就得出研究结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有学者从经济学角度深入探究，运用数据对比北宋和清朝占据各自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也得出结论说，北宋是中国古代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

北宋创造的繁荣，从一个角度说，与淮盐的发展互为因果。北宋在盐策上的创新，为淮盐提供了根深叶茂的沃土。淮盐绽放的绚丽之花，装扮了北宋的江山社稷。如果说唐刘晏注意到了东南海盐，给淮盐以应有的“名分”和地位，北宋则给淮盐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并予以较大助推力。北宋的盐策对前代有所继承，但更多的是创新。而宋之盐策举措，在当朝是为创新，对后世是为奠基。

太祖太宗二兄弟皇帝，都想完成统一中国大业，但均不成，故太宗雍熙二年（985）时在北与辽边界、西北与西夏边界上都驻屯有足量的军队。为解决其军需，规定河北、河东和陕西等路（北宋分全国为若干大行政区域称为路，路数屡有更迭）纳税户自费把谷物输运至边区，称为“支移”。在“支移”不足情况下，令商人输纳粮草以为补充，称为“入中”。政府偿以交引凭据，商人可持之在京师开封兑换现钱，也可到两淮支盐贩售。5年后的端拱二年（990），在开封设置折中仓，商人运粮到仓，同样领取交引凭据，到两淮支盐贩售，称为“折中”。北宋创造的这种“入中”、“折中”之法，经元至明被沿用、完善，在明代被变通成“开中法”，明政府也是率先以淮盐偿于开中商人贩售。

唐宝应年间，刘晏始创盐铁兼转运使之职。北宋又在盐官序列上多有新创，分盐铁、度支、户部三司，盐铁居上，将盐务附属中央财政最高机关，此种设置也被基本沿用至清。仁宗朝（1022年2月——1063年3月）末期，始创两淮在内的东南海盐区提举盐事司。到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由宪臣兼领提举盐事司，此即为延续至清的御史巡盐之制。徽宗大观四年（1110）还设立了一种跨路级盐务机构“措置东南盐事所”。还曾设立过重要的盐运机构“江淮等路盐运司”，与宋初就在淮浙设立的“提点私盐使”一起，对淮盐的运销进行管理。至于宋初在两淮盐区设立的通州利丰监、楚州盐城监、泰州海陵监，则是管理煎盐、收购盐产及支发盐斤的基层机构。北宋这种上有中央盐铁司及专设机构榷货务、中有跨大行政区级盐事所、下有提举盐事司与巡盐御史及提点私盐使、最基层有通楚泰三州之盐监，使得北宋对淮盐管理机构的密集程度，几近空前绝后。而宋初实行的课额评比和殿最赏罚法则与创于神宗元丰六年（1083）盐息分红措施，刺激了各级盐务官吏严管淮盐的主动性积极性，提高了盐务机构整体的效率，也是唐五代所未有的。

北宋时期两淮盐法比之于唐五代更加异彩纷呈，新制度创举性多。比如：北宋制盐资料的拥有分为三态，即国家官有制、官民综合所有制、灶民私有制。淮盐区主要是国家官有制，少有私有制，表明宋廷对淮盐区的控制之重。《宋代盐业经济史》载：“淮东盐场（两淮盐区）人户各有官给煎盐柴地，不许耕种。”“不许作契典当。”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官制煎盐铁盘，“制作甚精，非官不能办”，官制而散于当时近20场、3——4百灶以煎煮官盐。即便那么很少量的制盐资料私有的“小锅户”，自煎盐产也大多由政府统一收购。生产上，对资料官有生产官盐的两淮盐区的通楚泰三监，北宋最早实行催煎制，产生了掌控产量的“火伏法”和记录生产现场情况以备查验的“簿历制”。“火伏法”、“簿历制”并用，既催灶户加紧生产完成“丁额盐”数量指标，又有利于私盐司、盐监等机构控驭私盐。在收购、仓贮、运输、销售过程中，还有贷本与手历制、袋法省则、锁袱法与细历制、钞引法等，都属北宋新创。尤其是销售环节的钞引法及其相应的严密措施，成为北宋盐法的主要脉络，对后世影响极大。

太宗朝时在淮盐区创始的“折中法”盐产通商，到仁宗庆历（1041——1048）初，仍在淮盐区率先变通固定为“现钱法”，即钞引法。因北宋控制的盐区主要是东南海盐区和解池盐区等，所以到庆历八年（1048）十月，钞引法即由提举陕西银铜坑冶铸钱的范祥在解盐区仿效推行。钞引法为令商人以钱买政府盐钞，凭钞到产盐地支盐，任其贩售。钞引法比之北宋食盐销售主打方式的官般榷卖，年省经费数百万缗以上。近代学者型盐官曾仰丰说，钞引法有四大优点，即现钱买钞，革除“入中”粮草实物中的高估其值之弊；官般改商运，州郡无搬运之劳，百姓免劳役之累；以盐产量定印钞额，可杜虚估销量；钞引法是为自由贸易，可免销区盐缺和大盐商囤积居奇。北宋钞引法运行中的具体掌控措施，又比唐刘晏的就场专卖制多了一道有效的控制程序——现钱买钞。金人在推翻北宋占据淮北盐区后，基本照搬北宋的钞引法，并且发展成为金朝食盐销售体制中最为重要和最有特色的。元朝统一全国后，对钞引盐法有了新的完善。明朝的纲引盐法及清朝中后期的票盐法，也都由钞引法延用及完善而成。

淮盐发展产量递增盐利冠戴

在北宋167年中，淮盐的发展受着朝廷新政的巨大刺激，其速度远比过去快很多，盐产盐利远超自身历史，也始终居于全国之首。

《宋史．食货志》、《宋会要．食货》、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北宋初淮盐区，主要是“通、泰、楚、海州、涟水军。”通、楚2州各有7场，泰州8场，涟水军1场，共26场（亦说通泰各8场，楚州9场，不含海州和涟水军场共25场）。仁宗天圣元年（1023）后，海州新建投产了板浦场和洛要场，加上北宋初即有的惠泽场，共有3个盐场，到神宗熙宁（1068）后，涟水军或隶于楚州或隶于海州，几有变属。综合《宋史》等诸多史料知，太宗时（978——997）淮盐年产量37795250斤（不含海州、涟水军产量）；真宗时（998——1022）年产量不断提高，二十几年中，最高产量达到过1.077亿斤；随着海州板浦、洛要等两淮盐产区新场的建成和投产，淮盐产量上升势头不减，神宗熙宁六年至哲宗元佑元年（1073——1086）又创年产量新高，达1.6亿斤。据《中国盐业史》统计，北宋盐年产量最高的是在神宗时期（1068——1085），为3.65亿斤，而此时淮盐恰近达全国盐产量之半；这种产量增势一直保持到北宋末（1113——1127），两淮此时最高年产量曾达1.84亿斤。不须再对北宋全国各盐区年产量进行细化分析，还可再从史料载言即可推知淮盐产量之高，居于冠首是无疑的。《宋史.食货志》：“国家煮盐之利以三分为率，淮东（两淮）居其二。”“以蜀、广、浙数路言之，皆不及淮盐额之半。”所以《宋盐管窥》说，北宋时期的各路盐产中，淮盐首屈一指。

北宋淮盐年产缘何居高？主要是海盐技术之先进及两淮走在海盐技术进步的先列，一直处于排头兵位置。两淮盐区较早地有了一些海洋气象知识的积累，在利用海水取卤、制卤技术上也有较多的探索，北宋时海盐取卤的三种技术（海潮积卤法、刮咸淋卤法、晒灰淋卤法）都熟练掌握，煎盐技术中最重要的一项技术“石莲验卤法”（十枚莲子“半浮半收盐”标准）就是淮盐区灶民在北宋初就创造发明并长期使用。南宋初进步为十枚莲子取七浮的“七分卤”则是对淮东验卤法的重大改进，宋元之交浙西灶民采用“莲管汲卤”试检，也无疑是受两淮盐区验卤技术推广启发的结果。北宋当时人陈华的《通州煮海录》对淮盐的生产技术予以著述，描写了“刮灰、刺溜、澳卤、试莲、煎盐、采薪之大略”。另一当时人以图解为主、文字说明为辅的煎盐指导书，后被元朝人陈椿补充完善为《熬波图》，也是对两淮技术推广到两浙的记载。盐灶的数目、单灶的煎盐量和煎盐时间的乘积是总产量高低的标准。所以在煎盐技术提高的同时，关联盐产高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盐灶的稳定，而保证盐灶不常迁移又取海水便利、以持有较多的煎盐时间的，便是捍海工程。北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5），泰州知事对二百年前唐朝时自楚州至扬州的捍海的断堤残坝进行增修，保护了淮南盐区的煎盐团灶。到仁宗天圣二年（1024），任泰州盐仓监的范仲淹题奏朝廷修筑捍海堤坝获准，历4年终修成71公里长的“范公堤”，成为北宋著名的捍海工程。

北宋的盐产从2.1亿斤增至3.65亿斤，岁收盐钱也从300万贯增至2000万贯。淮盐区因为制盐资料基本是官有制，盐利当也是基本纳入政府官库。而北宋的官收盐钱，也占据中央财政之大头。所以直到南宋时还有人感叹：“天下大计仰东南，而东南大计仰淮盐！”淮盐因其量大，销区相应也是广大的。据《宋盐管窥》载，北宋初淮盐楚泰通三产盐区的盐产就销往淮南路、江南路、荆湖路、两浙路，海州和涟水军盐产就销往淮南路、两浙路、京东路。其后，销区虽有调整，但淮盐销区总是广大于其他盐产区。淮盐岁收额，在太宗朝至道末到咸平初（997——999），就达200万贯以上（完全榷盐收入），课利在150万贯以上；仁宗朝的庆历至嘉佑年间（1041——1063），增达560万贯（其中交钞引盐收入100万贯），课利达500万贯以上；神宗朝熙宁10年（1077）又增达671万贯（其中交钞引盐收入200万贯），课利612——652万贯。南宋史学家李心传（1166——1234）《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旧淮盐息钱，岁八百余万缗。”经现代史学家考证，当是指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淮盐课利800万贯。《宋会要·食货》载并经考证，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淮盐课利1500万贯。淮盐的岁收额及课利中，还不包含形式转换的蚕盐钱。《唐本草》记载，宋前朝五代时起，中原王朝就对蚕业用盐实行表配制，就是向农村人户强行预卖一定量的食盐，以后收取现钱，或“折变”收取绸绢实物。北宋沿袭五代做法，《宋朝要录》载：“蚕盐以版籍（户籍或土地）度而授之。”宋初是在养蚕区统一配卖蚕盐（强卖），到仁宗至神宗朝曾改为百姓自愿认购，神宗至哲宗朝停止配卖，而净收蚕盐钱，徽宗朝又改为自愿认购。蚕盐的这种折腾变化，政府所得其利未有计入食盐岁收额和课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