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危亡时刻的四川盐业

  历史称“四川盐是天下的盐”、“川粮安天下”，但事实上，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但凡正常年景，四川的盐和粮食产量从来不是全国第一。然而，偏偏就是这个平常不被天下所重视的西部省份，却曾经几度担当起“拯救天下”的重任，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盐，天下粮”。

01.川盐济天下

  1888年，当中国沿海的近代化工业尚在蹒跚学步时，一位名叫弗吉尔·哈特的美国学者走进了川南丘陵深处的自流井和贡井地区。在那里他看到的是一座“异乎寻常的丘陵城镇”——“十英里外就看到的许多高耸的木制天车不仅遍布这个城镇中心部分，而且逶迤几英里延伸到了乡村。”

  弗吉尔·哈特仔细考察了这座古老的工业重镇，当他发现没有任何现代工程机械的自贡盐工们竟然能够凿出深度超过1000米的盐井时，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钦佩之情。他称赞自贡的盐井超过了“他们建造长城和运河的潜力”，要知道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美国直到1859年才钻出一口21.69米的浅井，而他们使用的却是先进的旋转钻井技术和大功率的蒸汽机。

  仅仅利用手工工业就能创造如此巨大的能量，这令弗吉尔·哈特赞叹不已，但他并不知道，他看到的这个市镇并非其最为鼎盛的时期，反而是因为刚刚拯救了一场帝国的灾难而陷入了漫长的衰退期。

02.川盐救急

  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两淮盐路断绝。在此之前，由于实行盐业专卖，由江苏盐城沿海生产的淮盐控制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淮盐的断绝，不但令长江中下游六省250个州县饱受盐荒所困，而且原本丰厚的盐税也随之全无，本来就岌岌可危的财政更加雪上加霜。

  此时，咸丰皇帝想到了川盐。以自贡为中心的川盐以往只能在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以及湖北的鹤峰、来凤等八个县销售，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要比淮盐小的多。在如此危急的情势下，川盐能替代淮盐来解决困局吗？尽管有些无奈，但在形势的逼迫下，一项被称做“川盐济楚”的救急性政策还是出台了。

  当年5月，户部发文，“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这还是川盐第一次打破传统销售疆域，进入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仅仅撕开的一条缝隙，就令自贡盐商们看到了无限的机会。

  各色人等纷纷筹措资金投入到新盐井的开掘上。一时间自贡经济空前繁荣，百业兴旺。也就是在“川盐济楚”时期，自贡盐商每年赚银500万两左右，大批盐商在也此时崛起，“积巨金业盐者一千七百余家”，其中，“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实力最为雄厚，被称作“四大家”。

  受益的何止是盐商，“川盐济楚”历时26年，在26年期间，四川向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运送的食盐达八十亿斤以上，鼎盛时期，川盐占全国食盐销量的四分一，上缴朝廷各种课税约合白银六亿七千万两。

   03.淮盐反扑

  太平天国运动平息后，两淮盐商立即动员其强大的政治力量，要求恢复淮盐在湘鄂两省的垄断地位。两江总督曾国藩即上书朝廷，以“淮纲之兴替，全视楚岸之畅滞”为由，要求恢复旧制。

  尽管自贡盐商也多方呼吁，反对淮盐重回楚岸。但是，两淮盐商向来都是清朝最主要的税收来源，堪称清王朝的“大金库”，因而，无论清朝皇帝还是封疆大吏都不敢得罪。1871年，曾国藩以“将应得厘银，多拨数或全数归鄂”为条件，要求划地分销，将湖北的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湖南的岳州、常德二府划归淮盐行销，其余地区行销川盐。到了1876年，又经户部议准，两湖全部复归两淮，川淮楚岸之争以四川盐商的彻底失败告终。

  销量将近川盐半数的楚岸失守，川盐无处销售，井灶因之歇业，加上根据户部整顿盐务章程，对咸丰朝以来的一些私井进行封禁，井场烧户再遭重创，一时间“川省数十万贫民托此为业者，生机顿绝”。曾经为清王朝平定内乱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川盐终究逃不出衰败的结局。

   04.恢复生机

  1907年，也即是川盐经营最为惨淡的时期，出身贫苦农家的余述怀接受了盐商王和甫抵佃给他的海流井，走上了生产贩运井盐的道路。经过三十年的艰苦磨砺，余述怀已经成为自贡盐场上的佼佼者，此时，又一场席卷江淮的战争给川盐复兴创造了条件，也给余述怀成为盐业霸主创造了机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到一年时间，东部沿海尽丧敌手。日本不仅控制了全部的海盐生产，而且切断了通往内地的盐运通道，试图通过残酷的“盐遮断”，造成全国大恐慌，最终迫使国民政府不战而降。

  海盐供应的中断很快引发了大规模的“盐荒”，湘鄂百姓又一次遭受淡食之苦。为了稳定民心，坚持抗日，国民政府不得不启动第二次“川盐济楚”恢复楚岸食盐供应，彻底打破日本的“盐遮断”。

  1938年3月，国民政府命令四川自贡盐场年产食盐增加至15万吨。为了应对战时局面，国民政府实行了盐业专卖制度，政府向盐场收购食盐并负责运输和销售。突如其来的大订单像一剂强心针，大大刺激了自贡盐业的发展。投资者蜂拥而至，大批资金投入到新盐井和天然气井的开凿上，自贡盐业再度复兴，迎来了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

  余述怀抓住这一时机，抢先向盐业管理机关申请起复原停产的井灶，获得了大批战时起复贷，趁机扩张，一跃成为自贡盐商首富。与过去的旧四大家族传统经营模式不同，余述怀充分接受了现代商业。他以三亿法币巨资顶下了“四川建设银行”，设总行于重庆，涉足金融业。资本雄厚的他看到进出口贸易有利可图，便做起了洋货生意，获利十分丰厚。与此同时，熊佐周、侯策名、罗筱元、刘瀛洲等盐商也乘势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一大批身家千万甚至过亿的新盐商。

  05.济救国难

  国民政府明令川盐增产加运之后，自贡盐场支援抗战的热情迅速转变成空前高涨的生产积极性，盐商追加投资开凿新井、增设锅灶，盐工努力改进技术、提高产量，而船工和马夫们更是加班加点抢运食盐，自贡成了中国抗战时期最繁忙的城市之一。

1938年4月，应邀到自贡拍摄《自贡井盐》的孙明经用镜头记录了这座新兴工业城市的诞生。当时的自贡天车林立，输卤和输气管道密密匝匝，煮盐的烟囱吐出一柱柱青烟，釜溪河两岸“歪脑壳”运盐船拥挤不堪，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遍地盐井的都市”。就在这一年，经四川省批准成立自贡市政筹备处，并于次年9月1日正式建市。

  在大量川盐外运后，日寇的“盐遮断”阴谋破产了。但是，不甘失败的日军又通过轰炸四川盐业基地，试图再次制造盐遮断的局面。1939年10月10日，日军27架零式轰炸机对自贡进行“双十无差别轰炸”。投掷炸弹和燃烧弹共113枚，炸死101人，炸伤125人，炸毁房屋185间。1941年开始，日军又对自贡和其他产盐区实施持续两年之久“盐遮断”专题轰炸，妄图切断盐这一特殊的战略物资的生产和供应，造成社会心理的厌战情绪，以达成迫使中国屈服的战争目标。

  然而就是在敌机时常光顾的时候，自贡盐工们躲完警报后又立即投入生产。抗战八年，自贡盐业生产一直坚持不辍，食盐产量由全国总产量的7.9%上升为1945年的34.7%。自贡盐畅销西南各省、两湖地区和西北部分地区，为国统区三分之一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障。

   06.繁华落尽

  盐业的兴盛带来了巨额财富，同时也为国库上缴了巨额的盐税。在抗战八年中，自贡上缴盐税206318万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的军费开支。

  川盐贡献的又岂止是这些，数次济国救难的经历，不但将川盐的命运与家国的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也将盐都人和天下兴亡的责任感联系在一起。

  1943年11月，冯玉祥将军到自贡市首倡“爱国献金”运动。自贡盐场职工以8月份食米差价津贴作为捐献，共献金50万元；大盐商余述怀、王德谦个人捐献10万元，全市献金总额达200多万元。

  一年以后，冯玉祥携夫人李德全再次到自贡募捐。这一次，自贡人民更加踊跃捐献。

  短短一个月，冯玉祥就在自贡市募得1.2亿元法币、金戒指800多枚，平均每个自贡市民捐款高达法币500元。与此同时，有着百万人口的重庆市的献金总额仅为自贡市的三分之二。

  不仅仅是捐资抗日，自贡青年还踊跃参军，直接参加全民族的抗日斗争。但如同第一次“川盐济楚”一样，1945年抗战刚一胜利，国民党政府就颁布命令，让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川盐退回原先的运销区，盐都自贡的“黄金时代”又一次落幕。

  半个多世纪后，随着盐业生产的现代化，机械采盐彻底取代了过去的手工采盐，曾经密如森林的井架和天车渐渐淡出自贡人的视野。只有二十几口老井，作为文物留存下来，而其中唯有世界第一口千米深井的燊海井还保持着古老的生产方式。但其文化意义已经彻底取代了经济意义，默默向过往行人讲述盐都的辉煌岁月。